[引用格式]田毅鹏,胡曜川.农村政策传递过程中的技术选择及乡土契合性初论[J].社会政策研究,2021,No.25(04):49-61.

摘要：将数字化技术运用于中国当下乡村技术治理和政策传递，我们会发现，任何意义上的技术嵌入都不仅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是在与乡土社会复杂的互动中完成的。

其中，传播技术与乡土社会是否具有“嵌合性”？是否获得了乡土社会文化的支持？则成为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数字化技术深度嵌入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出现了以浙西“村情通”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下乡”治理实践和以华北白村高音喇叭复苏为代表的“新旧复合型”模式，均具有代表性价值。将其创新实践置于技术治理进程中乡土契合性的框架中进行反思，我们看到，在乡村政策传递和社会治理展开的过程中，新媒体技术在展现出先进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性，而乡村传统的传播媒介高音喇叭在经过技术迭代后，仍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由此，现阶段乡村的社会治理呈现出一种“新旧共生”的状态，在数字治理业已成为一种趋势的背景下，此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形态，表现出乡村基层政策传递和治理过程的复杂性样态。

关键词：政策传递；技术选择；乡土契合性；高音喇叭；数字化

一、问题提出

总结盘点二战后东亚乡村发展、再生和振兴的过程，基于强政府而产生的“政策干预”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便会自然衍生出政府乡村政策传递、接收媒介及政策可及性等问题。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而言，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阶段，抑或是近年来的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在政府各类政策的直接推动下展开的。因此，对政府乡村政策的传递过程及技术选择过程展开研究，并分析多元影响因素，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政策传递的阶段演进

所谓农村政策传递，主要是指政府制定的乡村政策，通过政府科层行政系统和村民自治组织“自上而下”地传布到村落组织和村民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乡村政策传递下沉既包括各级党政系统的逐级贯彻落实，也包括党政系统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联结和传递。

当然，在政策传递过程中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媒介来加以承载。在这一意义上，所谓政策传递实质上也是一个依托于一定的技术媒介，将政策付诸贯彻落实的实践过程。

1、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

众所周知，对于任何现代国家而言，乡村社会治理进程中的政策传递对公共政策的下沉及扩散都具有重大影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国家的乡村政策传播经历了复杂的阶段性变迁过程，表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

其一，在纸质传递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由高音喇叭承载起来的农村广播系统，堪称是带有电子技术特点的政策传播工具。在人民公社时期，政府政策的基层传递大体循着“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路径逐级下沉，主要是通过纸质文件传递。

此外还包括集体会议、标语、墙画、传单、高音喇叭等具体传播媒介手段。而在广大乡村，一般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同时家庭不具备收音设施，便主要依靠高音喇叭传递信息。村干部在通过村广播大力宣传政策的同时，也往往将自己对政策的理解灌输其中，表现出一定的个人化色彩，不可避免地使得政策传播带有“落实性”“选择性”特征。可见，如果将技术这一变量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观察视野，会发现此阶段，在乡村社会政策的宣传上高音喇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二，作为此时期党和国家重要的政策传播工具，高音喇叭表现出极强的空间覆盖性和深度的社会嵌入性，是一种“使更多的人更快地听到广播的最有效的办法”（鹿野，1956）。新中国成立初期，凭借着高音喇叭极广的覆盖性和深度的乡村嵌入性，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战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政策传递优势和超强的社会动员力。

高音喇叭之所以能迅速扎根乡土社会，除了其技术的简便性和成本低廉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与乡村社会治理和动员需求之间具有较为突出的契合性。1950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的社论，指出：“无线电广播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利用广播进行宣传和动员，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赵玉明、艾红红，2009）。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级党政机关将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高音喇叭看作是乡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并使之成为乡村基本的公共设施。在现实中往往以此作为基层社会动员、政策宣传最得力的技术选择。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如若将每个村落看作社会的“神经元”，那么高音喇叭便是起到串联作用的“神经线”。依靠高音喇叭，政府将化作“电子信号”的政策方针传输到村组织及村民。作为国家社会资源整合的选择之一，高音喇叭技术深深地植根于国家的权力体系架构，并与村组织深度绑定，建立起政治宣传和政策传播的话语体系。

其三，就高音喇叭政策传递的功能效果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乡村社会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克服旧中国乡村社会的“涣散性”，实现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凝聚和动员，建立起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政策联系通道，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乡村高音喇叭最初作为政策的宣传手段登上历史舞台，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我国地方很大，人口很多，交通不方便，许多地方的农村两三个月以后方能看到报纸，消息非常不灵通。假设有了广播网，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鹿野，1956）。乡村高音喇叭的诞生源于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政治动员与政治宣传的需要”（王华，2013），也加强了农民的组织化。

作为宣传党和国家政策的工具，农村广播“除了必须随时注意提高广播内容的质量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建立收听组织，尽可能把能够组织起来的人都吸收到收听组织里面来，由专人负责领导收听。农忙期间可以由专人听后向大家传达。遇到重要节目就可以组织更多的人收听”（鹿野，1956）。其最初目的在于克服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涣散性”，以在实现农民高度组织化的过程中进一步达成乡村资源的重新整合。

2、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的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动。作为党和政府宣传教育和政策传递工具，高音喇叭在乡村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

其一，随着人民公社向“乡—村体制”的转变，高音喇叭所依托的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在全国农村恢复了乡镇政权的建制，实现了政社分开（民政部政策研究室法规处，1988）。1987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在全国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刘春等，1994），自此“乡—村体制”完全取代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模式，行政村开始替代生产大队，被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在上述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生产活动不再依赖于原先的生产大队组织，导致乡村社会内部横向联结逐步走向消解。村民生产活动的范围从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回归到家庭，出现了个体化趋向。

其二，21世纪初期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初开始，2004年全面展开，对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构造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场农村税费改革“出现了一些始料不及的新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乡镇政府的财力骤然减少，县乡财政运行困难；而中央财政承受能力有限，无法及时、足额地进行转移支付，最终影响到基层工作的开展”（刘秀艳、王丽静、陈薇，2012）。乡村政策传播不可避免地面临严重的困难。

其三，在上述背景下，作为村组织的公共平台，广播网络赖以维持的组织支撑开始明显地走向弱化，因维护工作不及时、不到位，很多高音喇叭广播系统老化严重，依托于高音喇叭的政策传递功能也开始走向消解。

3、进入21世纪

以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标志，乡村发展开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在国家努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条件下，乡村政策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

其一，我国的数字治理基本是围绕着城市展开的。“各地数字治理建设大都围绕城市发展的问题、公众服务的智能化提供等各方面展开，在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完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数字发展依托的是现代信息技术、数字化网络平台等，其逐步由数字管理走向数字治理，且数字治理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改善提高”（黄建伟、陈玲玲，2019）。而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则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

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提高乡镇政府能力建设和力推乡村数字化社会治理的相关文件，强调乡村“智治”的重要性，如《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上述文件着力指出：实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快物联网、地理信息、智能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全面深度融合；整合数据资源；实施“互联网+ 基层治理”行动，完善乡镇（街道）、村（社区）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张勇，2018）。

其二，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发展迅速，新媒体技术作为新的技术选择全方位地介入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智治”趋向。尤其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乡村数字化治理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按照国家的规划，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加以实施：

第一个阶段，到2020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进展。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明显提升，农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互联网+ 政务服务”加快向乡村延伸，网络扶贫行动向纵深发展，达到信息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数字化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更加显著。第二个阶段，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第三个阶段，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中央网信办，2019）。

其三，在此种背景下，传统高音喇叭媒介的迭代和谢幕似乎已成定论，采取数字化技术治理模式来应对新形态和新问题，成为乡村政策传递的必然选择。但在数字化治理业已成为城乡社会治理演进态势的背景下，映入我们眼帘的却不是数字技术的“一枝独秀”，而是呈现出新旧技术杂陈交错的复杂格局。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乡土社会历史传统的延续性以及由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和留守化而带来的数字化能力低下等因素，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

（二）技术治理中的乡土契合性何以成为问题理解的关键？

在研究关注乡村治理及政策传递过程及其衍生问题时，我们发现，在现代城乡社会治理体系中，任何意义上的技术嵌入都不仅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是在与乡土社会复杂的互动中完成的。其中，传播技术与乡土社会是否具有“嵌合性”、是否获得了乡土社会整合性支持，则成为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由此，本文提出“乡土契合性”概念，作为理解分析乡村政策传递和技术选择的研究视角，试图对问题展开复杂性分析。

1.所谓社会契合性主要是指包括数字化在内的广义的社会治理技术与其服务对象在其所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社会条件等多层面的适应程度。社会契合性的功能具有多向性，体现着技术治理中的工具性、功能性，以及与社会常态运行所需诸要素间的契合程度。就其功能而言，社会契合性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治理技术是否能够顺畅而良性地嵌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从基层社会的类型看，社会契合性往往与具体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样态直接联系在一起，很难简单地使用“城乡二分”的方法加以区分。

2.数字技术治理研究的核心关注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治理推进过程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具体技术的导引和支持，其所表达出来的是沟通、传递和整合的逻辑，并试图在国家政策话语与现代基层社会的动员机制、政策传递及可及性之间建立起直接性的关联。自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包括涂尔干、帕森斯等诸多社会理论家都曾围绕着工业化、市场化、分工等抽象机制是否可以实现社会整合等问题展开探讨，他们看到了社会走向“技术化”的必然过程和趋势，却忽略了技术本身的变动及其与所在的本土社会所生成的关系契合性问题。在新技术引入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其服务社会的“契合性追问”。

因此，我们可以将社会契合性表述为一种社会适应程度。

3.根据我们对社会契合性的理解和界定，本文所提出的乡土契合性，主要是指将数字化等新技术纳入到乡村社会政策传递和治理进程中所发生的技术与社会间多重意义的关系互动中，其中包括以新技术为媒介的不同主体间的关系互动，既涉及到村干部及党员群体等技术使用和政策传递者，也包括一般村民等技术受众。

当然，透视依托于新技术所展开的政策传递和治理实践，我们也会发现，乡村长时间积累起来的诸多传统习惯也会对技术乡土契合性目标的达成产生多面的影响。在这一意义上，乡土契合性本质上是技术与特定社会所产生的亲和关系程度，这是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关系，较高的社会契合性可以较大程度地提高政策的可及性及其贯彻落实，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二、乡村政策传递过程中的两种技术实践模式

步入21世纪，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开始面临社会“原子化”、乡村“过疏化”等现实问题。面对上述困境和挑战，针对基层治理和政策传递所展开的创新实践便显得格外重要。在迄今研究中，我们关注到在政策传递媒介领域一些值得特别研究分析的实践模式，其中，浙西的张村与华北地区的白村最具代表性。

两个村庄选择了不同的媒介技术回应方略，为乡村基层社会的政策传递和技术治理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性选择。从比较的角度看，作为数字化与电子商务起步较早的地区，浙江的一些县市积极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成为乡村数字化治理的领先地区。而作为传统村落的代表，华北的白村在尝试接受新的数字技术的同时，并未放弃高音喇叭，而是将其改造和激活，使之表现出较为旺盛的生命力，其技术治理模式呈现出一种“新旧并行”的特点。

比较上述两个地区不同的技术治理和乡村政策传递模式，将其纳入到乡土契合性的视野下加以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技术“下乡”推进过程中的实践逻辑，并敦促我们对国家政策下沉过程中政策的可及性及乡土契合性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新的思考。到目前为止，我们进入案例村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全面性的调查尚未展开。

因此本文暂不进行全面性的正面比较研究，只就调查中发现的一些相关问题展开初步的理论性探讨，待掌握全面资料后，再做系统的比较研究。

（一）“村情通”：浙西乡村政策传递和技术治理的数字化模式

自互联网技术勃兴以来，经过一定时间的技术沉淀，新媒体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数字化技术治理手段，开始被迅速纳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来。鉴于网络信息技术具有超强的覆盖性、互动性和传递性，将其应用于国家政策传递和治理体系，可使信息化技术成为降低治理成本、增强治理精准度、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其中，近年来浙西地区的张村推行的数字化治理及政策传递的“村情通”模式便是典型代表。

张村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现有常住人口760人，三个自然村，7个村民小组，33名党员，38名村民代表。近年来，张村在回应“村民参与治理”“掌握村情民情”“群众办事难”等问题的过程中，创新探索出“村情通”，成为乡村智慧治理的标志性创新成果。就“村情通”的创立、发展过程而言，表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就张村“村情通”发生的背景而言，具有较为突出的草根性特点。“村情通”是村“两委”在回应村落治理问题及困境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村村民的组织化程度低，村民集体意识薄弱，村庄中各类问题和矛盾积累甚久，村民的不满意情况众多，时常发生锁办公室大门、砸办公室桌椅、垃圾倒在办公室门前、开会有村民来闹场、上级有人来就阻拦等情况。不同村民诉求多元，难以统一议事、形成共识。鉴于此，如何建立起具有较强透明性的村务公开系统，便显得格外重要，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多数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部分村干部对乡村治理的重视程度不高，村务公开方面存在着监督不到位、公开效度低等问题。如此一来，干群信息不对称、村务信息不透明会导致村民对村委信任度急速下降。

2.从2015年开始，新一届村“两委”针对村庄存在的上述问题，率先在支部党建、村务公开、村务管理等方面实行移动信息化管理，开始探索运用“村情通”平台，试图依托数字技术改变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开启村庄数字化治理新模式，形成全新的技术治理格局。从2018年5月开始，“村情通”的应用经验逐渐延伸拓展，经历了面向社区的“社情通”和面向工业园区的“企情通”，将服务对象延伸至社区居民和园区企业，融合成覆盖全县域的“龙游通”。依托“龙游通”发动乡镇（街道）部门派驻干部、全科网格员、各类群团组织、企业、村（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变“全科网格”为“全民网格”，创新推出“龙游通+ 全民网格”模式，在全县域推广应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与“法治德治自治”互促共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策可及性和治理效能最大化。

3.“村情通”源于基层治理的草根经验，但其经验之所以能够快速成为国内典型经验模式，与其所处省份对智慧治理的大力推崇有着直接的关联。近年来。浙江省实施以“智治”为核心的基层治理，并辅之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确立了建立“最优治理城市”的治理目标，营造出颇为浓厚的智慧治理氛围。而“村情通”所在的龙游县“自2017年以来，按照‘党建统领、群众路线、智慧治理’思路，以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三民工程’智慧版为愿景，在全县262个行政村、10个社区和工业园区推广‘龙游通+全民网格’模式，走出了一条低成本、可复制的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之路”。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村情通”逐渐成长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典型代表。

（二）技术治理中的“新旧共生”模式

对标浙西张村的数字技术治理模式，近年来，华北白村的技术治理模式虽然也引入了数字化治理的诸多手段，但其最值得关注的举措还是对传统高音喇叭的激活，使得其治理模式呈现出“新旧并行”的特点。白村位于华北平原，村域面积4.31平方公里，860余户，户籍人口4450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1名，村支部委员6名，村委会委员2名，村庄共有党员92名，村民代表68名。

如前所述，新媒体技术虽然在乡村政策传播治理领域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作为一种新技术，其运行过程中对富有传统积淀的乡土社会表现出的不适应性，使得村落社会治理和政策传递面临诸多悬浮性问题。

如村民对于依托于智能手机而衍生出的电子治理及政策传递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对于多数乡村而言，由人口外流而引发的乡村人口老龄化，使得新媒介技术遭遇到种种局限。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白村将似乎已处于被新技术淘汰边缘的高音喇叭重新激活，形成了新旧技术“同场共生”的新格局。

首先，从技术的角度看，作为乡村传统公共基础设施升级板块中的重要一环，迭代之后的高音喇叭有着较大幅度的改造和提升，实现了智能手机的远程定时广播、循环广播等新功能，同时具有功率小、省电、音质更加清晰等优点。就政策的可及性而言，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高音喇叭的上述升级举措，顺应了国家传递政策、巩固基层政权的需求，也满足了村落内部相互沟通的需求。

近年来高音喇叭发挥基层政策传递和政治宣传工具功能，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便是围绕着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信息的播报，成为宣传政府政策传递的有力助手。通过定时的播报和政策宣讲，高音喇叭吸纳广大村民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使其成为扫黑除恶政策的受众和传播者，使得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及相关政策深入到村民群体中，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全覆盖，为巩固基层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长期以来，高音喇叭是作为党和政府与村民沟通，以及政府乡村政策的传输媒介“符号”而存在的。作为村落内部交流沟通的媒介，高音喇叭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村集体组织内部的权力、权威结构，直接影响到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互动关系的建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业已走向衰退的高音喇叭的被激活提供了条件。乡村高音喇叭作为国家乡村政策的传播媒介和治理技术，具有多元属性。作为农村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经过岁月的历史积淀，高音喇叭已成为村民尤其是高龄村民的一种声音习惯。

作为一种集体文化的记忆，高音喇叭也标识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乡村权力结构变迁及样态承载。其之所以能够实现深深扎根乡村，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在于它具有强大的适应和转换能力。每位受众基于同样的地方性知识与相同的价值取向，使得高音喇叭几乎做到与治理主体间一定意义上的“无缝衔接”。

再次，高音喇叭为乡村政策传递及政策可及性的实现提供了有效支撑。在一般情况下，很多国家下沉到村庄的政策需要通过村委会或村民大会讨论议决后方才进入实施阶段。村集体决策会通过高音喇叭通知村民，村庄的重要信息也通常会通过高音喇叭来公示，这自然成为村民获取各种政策及公共信息的渠道之一。此外包括“五保户”的遴选、邻里纠纷的调解与村庄宅基地的划分也会通过高音喇叭及时播报。其他如寻人启事、通知粮补、征兵宣传动员、人口普查、殡葬改革的号召、集体劳动安排、知识宣传科普等，内容详实且广泛。从下表可窥探一二：

三、分析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案例分析研究，并将乡土契合性概念置于乡村数字化治理和政策传递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技术在国家乡村政策传递、治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我们在承认这一带有主导性演化趋向的同时，也应意识到，以高音喇叭为代表的传统技术非但没有完全退场，反而出现了一定的复苏反弹，值得我们给予研究关注。

（一）关于新技术的乡土契合性问题

作为乡村治理和政策传递的媒介，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虽然已表现出一定意义上的主导性优势，但其发展运行仍处于初级阶段，始终面临着需要与乡土社会多重调适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乡村社会“去塞求通”的政策传递和治理实践中，数字化技术拥有传统技术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政策传播的实时性和互动性、政策传播的覆盖性和透明性等。但作为政策传递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工具，亦存在与乡土社会一些不契合之处，主要表现在：

（1）面对乡村“过疏化”和老龄化的挑战，数字技术容易表现出增长乏力的颓势。虽然从使用时长和使用频次上看，数字技术在应用初期便表现出对乡村较强的渗透力。

但其推广成本并非一成不变，占尽“增长先机”的新媒体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因乡村人口严重外流以及人口老龄化状况加剧，也会陷入“停滞怪圈”。

（2）新媒体技术本身尚处于发展调适的初级阶段。现阶段的新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多停留在“信息公开、决策透明”，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让村民知道村干部每天做了什么”，但在动员和落实广大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上，成效并不显著，甚至存在因过度形式化而降低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积极性的可能。

（3）按照新媒体发展的一般经验，在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其留存率的维系便成为难点问题。在人口基数确定的前提下，因数字技术增长乏力，各新媒体平台的拉新、促活、留存、转化都需付出更多的努力。此外，基层社会治理的经济、人力、组织成本的提高，也会增加村干部的多重工作负担。

（4）数字技术应用存在过于强调形式化表达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上级政府为数字化治理制定了诸多可计量的指标，如“微信公众号必须做到日至少更新一篇推文”且要保证每篇推文都应有一定的点击互动量，这就需要动员人力参与评论；经常要求村“两委”会议拍照留痕，编辑簿册文案，同步到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具有社交性质的新媒体平台上加以展示，这些做法因“流于形式”而存在最终遭到社会治理参与者弃用的风险。

（二）传统媒介技术的乡土契合优势

以高音喇叭为代表的传统媒介技术，虽然有些老旧，但因其拥有与乡土社会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契合性优势，使得其并未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在传播社会学研究者看来，无论其先进还是落后，每种媒介都存在自身的比较优势（陈功，2012）。

作为一种勃兴于工业化前期的传播媒介，高音喇叭虽然业已度过其发展的高峰期，但因其与乡土社会所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使得其仍表现出其特有的优势：

（1）高音喇叭技术的简易性使得其经济成本、学习成本及组织成本均较低。以白村高音喇叭为例，其日常成本主要由村委会公费支出。在年度的财务报表和村庄财务公示栏里，大喇叭的电费和维护费用一般都被列在公益事业支出的子项里。以2019年为例，白村高音喇叭的总体支出约为2000元。

（2）高音喇叭技术凭借其长期以来在村民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亲切感，使得在诸多公共议题发布和传播上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治理技术承载的村民共同的社会文化记忆与共同的地方性知识，历经数十年岁月积累的口碑效应，使得村庄村民对高音喇叭具有较强的可接受性，也使得村民的治理参与感有所提升。在面对与村民直接相关的公共政策宣传时，高音喇叭的传播和教育的功能较为突出。

在村民治理在场率较高的情况下，高音喇叭的宣传较新媒体来说更具有覆盖性，更直接简洁且效果明显。面对同样议题，村干部播报的方式与风格也不尽相同。此外，高音喇叭为村庄治理主导者提供了低成本探索试错空间，在具体的治理推进过程中，通过带有实验特色的不断探索，找到适合解决村庄公共事务的办法。尤其是技术迭代后的高音喇叭能快速纠偏，为治理主体们提供了降低社会治理中经济成本和组织成本的可能。

（3）高音喇叭技术背后所蕴涵的乡村社会权威，使得其播报成为村民获取和把握政策信息的重要选择，成为乡村治理协调机制的外显技术。在数字化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新媒体打破了传统的知识、话语和信息垄断，村民不再单向地通过高音喇叭知悉村干部们对上级文件的解读，很多人都选择通过微信、抖音、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参与到政策的传播过程中，政策传播的路径更加丰富多元。

但面对信息过量、资讯超载的现代社会，面对令人炫目的信息传递，村民往往难以做出恰当的判断和抉择。高音喇叭对信息的评判、过滤、筛选，成为了当下相互“妥协的”选择。在上述情况下，其背后代表的是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间利益协商机制。在这一意义上，高音喇叭的存在实际上在基层社会重新定义了“把关人”的角色，扩大了甄别信息的人群。即使真正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过程的多元主体意见难以统一，通过高音喇叭发出的政策及信息，也代表一种主流看法。

（三）关于新旧媒介的“共存共生”

学界迄今研究中，多认为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是在“双重治理结构瓦解”（张静，2016）的历史背景下被重新定义和提出的，表现在基层治理领域则为“基层政府意图通过强调权力行使的规范性和程序性以及通过不断改进程序和精细化技术来提升治理的有效性”（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

这预示着，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化和规范化业已成为治理演进趋向。但值得注意的是，新旧媒介技术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具有亲和性特点的“共生体”。

1.作为治理技术的新媒介，其社会治理成效的体现，不仅在于其功能是否强大，同时也在于其与服务对象所处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状态是否相契合，从理论上看，由政策传递过程中乡土契合性而推演出来的实质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上述两个案例的研究，我们发现，受信息技术影响和现阶段村庄人口结构等情况的制约，乡村政策传递的媒介将呈现出新老技术融合并存的特点，高音喇叭和数字化技术或许应该被描述为一种共生共存的状态。

2.政策传递是一个多渠道的推进过程，技术通过纵向下沉与横向互动往往对政策传播及其可及性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技术与特定社会的具体状态相匹配，即表现出较强的乡土契合性，则政策传递和接受会较顺畅。在新媒体技术与乡土社会不相契合甚至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存在降低政策可及性的可能。

传播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媒介，总是深度嵌入在社会文化系统之中，不同性质媒介间虽然存在着资源争夺和相互之间的冲突，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因资源互补和相互依赖而建立起合作互补的关系。在当下，驰驱于乡村社会治理“赛道”上的新旧媒体，两者的治理领域边界似乎正在逐渐清晰。为了达成乡村社会治理的成效最大化，需要新旧媒体在各自优势明显的领域深度合作。

新媒体作为对传统技术治理的补充，能够帮助高音喇叭技术改进“生存”方式，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搜集整理村庄的治理和政策需求，并迅速上传。新媒体通常并不会完全替代传统媒介，而是将传统媒介推入到它们比较擅长的领域。高音喇叭在村庄传统议题的主动介入的优势，又是新媒体短期内无法超越的。

作为现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破局点”，高音喇叭或可以作为杠杆去撬动更多的乡村社会资源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技术治理中不同模式的选择呈现出地方性特征，这与特定地域社会的文化传统、能人类型、集体经济的体量及人口结构等密切相关。乡土契合性与社会治理主体的“参与感”息息相关，乡土契合性表现出对特定社会的调适能力，二者呈现出明显的同构关系。

3.高音喇叭为村庄治理主导者提供了较为开阔的回旋余地和低成本试错的空间，在具体的治理实践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探索寻找到政策传播的最佳途径。即使新媒体治理技术存在纰漏，高音喇叭也会凭借其优势在现阶段能够较为迅速地实施纠偏措施，给村庄治理主导者提供降低社会治理经济成本、组织成本的可能性选择。此外，以高音喇叭为代表的治理技术，在当下村庄治理过程中，也在快速迭代。作为一种“惯习”，“有事儿听高音喇叭”仍为一种村庄“留守者”的主流理念。但在新媒体背景下，针对高音喇叭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仅停留在指导意见的层面，未形成可复制的推广案例，这是高音喇叭技术治理推进中面临的问题。

总之，本文提出并初步展开论证的技术乡土契合性研究，是针对基层治理技术内卷化的一种突破尝试。政策传递实施过程中的“去塞求通”，要求自下而上的村庄治理实验，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作为系统性社会治理技术，新媒体传播机制在转型中的乡村虽然占据了先机，但仍立足未稳。

在此情形下，选择高音喇叭作为“传声筒”，可以释放基层社会治理潜力，进一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但仅仅靠历史惯性而重新获得村民的信任，还远远不够。要利用好技术革新带给高音喇叭的更多可能，同时要注意内容建设，强化其经济引导与文化娱乐的功能。现阶段乡村技术治理在特定阶段表现出一种新旧并行的模式。在数字化发展势不可挡的背景下，这种模式作为一种过渡形态，将会使政策传播的路径及治理模式转化呈现复杂的交错状态。并行互补的新旧媒体，在复杂的共生状态下可能创造出具有强大创新张力的治理经验模式。